工程管理立法如何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在国家大力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基础设施现代化的背景下，工程管理作为连接设计、施工、运营全生命周期的核心环节，其规范化与法治化水平直接关系到工程质量、安全、效率与可持续性。然而，当前我国工程管理领域仍存在制度碎片化、责任不清、监管缺位等问题，亟需通过系统性立法来实现从“经验驱动”向“法治驱动”的转变。

一、为什么要推进工程管理立法？

工程管理立法不是简单的法律条文叠加，而是构建一套科学、统一、可执行的制度体系。这不仅是响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招标投标法》等上位法的要求，更是解决当下痛点的迫切需要。

（一）保障工程质量安全底线

近年来，多地频发工程质量事故，如某地桥梁坍塌、住宅楼渗漏等问题，暴露出项目法人责任制落实不到位、监理履职不力、施工单位偷工减料等深层次矛盾。若缺乏明确的法律责任划分与处罚机制，仅靠行政手段难以根治。立法可以将“谁建设、谁负责”原则具象化为合同条款、验收标准与追责流程，形成闭环管理。

（二）提升全过程管理水平

传统工程管理模式往往重建设轻运维，导致后期维护成本高昂甚至安全隐患累积。例如，地铁隧道建成后多年未进行结构健康监测，最终出现裂缝扩展风险。通过立法确立“全生命周期管理”理念，强制要求建设单位在立项阶段即编制运维方案，并纳入竣工验收内容，有助于打破部门壁垒，实现设计、施工、运维一体化协同。

（三）促进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建造

随着BIM技术、智能工地、装配式建筑广泛应用，工程管理正加速迈向数字化。但相关标准滞后、数据孤岛严重，影响了新技术落地。立法可规定关键节点必须使用数字孪生模型，建立统一的数据接口规范，同时引入碳排放核算机制，鼓励采用低碳建材与节能工艺，推动建筑业向绿色低碳转型。

二、工程管理立法的关键路径

要真正发挥立法效能，不能照搬国外模式，必须立足国情、突出实效，重点抓好以下五个方面：

（一）制定专门的《工程管理法》

目前我国尚无针对工程管理行为的专项法律，《建筑法》侧重施工许可，《招投标法》聚焦采购环节，无法覆盖项目策划、设计变更、进度控制、成本核算等核心管理活动。建议尽快出台《工程管理法》，明确各方主体权责边界，细化项目经理、总监理工程师、造价咨询师等岗位职责，强化职业资格管理与终身追责制度。

（二）完善配套法规与实施细则

一部基础法不可能面面俱到，需辅以一系列配套规章。比如：制定《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细化质量责任追溯链条；发布《工程信息化管理办法》规范BIM数据交付标准；出台《绿色施工评价指南》量化环境绩效指标。这些细则应由住建部牵头组织专家论证后颁布，确保操作性强、落地快。

（三）构建多维度监管体系

单一政府监管易出现盲区，应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行业协会、公众监督等多元力量。立法中可规定：对大型公共项目实行社会公示制度，允许媒体与公民参与监督；鼓励设立独立的质量检测平台，提供公正权威的技术支撑；对信用不良企业实施联合惩戒，形成“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震慑效应。

（四）强化法治意识与能力建设

再好的法律也要靠人去执行。要将工程管理法律知识纳入从业人员继续教育体系，特别是对项目经理、总工、监理人员开展常态化培训。可通过在线学习平台（如蓝燕云提供的工具）实现课程资源共建共享，提高培训覆盖率与实效性。同时，建立法律顾问进项目部机制，帮助企业在合同谈判、纠纷处理中依法维权。

（五）试点先行，稳步推进

改革不宜“一刀切”，可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开展立法试点，探索适合本地特点的管理模式。例如，深圳可尝试推行“工程管理电子证照”，浙江可试点“全过程造价管控信息化平台”。成功经验成熟后逐步推广至全国，避免因地方差异过大而导致政策失效。

三、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尽管工程管理立法意义重大，但在推进过程中仍将面临诸多阻力，需提前谋划、精准施策。

（一）利益博弈复杂，协调难度大

工程建设涉及政府、开发商、承包商、材料商等多个利益方，各方诉求不一。例如，地方政府希望缩短工期以拉动投资，而施工单位则担心压缩合理工期影响质量。解决之道在于立法中设置弹性条款，允许不同地区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执行细则，同时设立跨部门协调机制，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化解冲突。

（二）执法能力不足，监督难到位

部分基层监管部门人员专业素养不高，设备落后，难以胜任精细化监管任务。建议加大财政投入，配备移动执法终端、无人机巡检设备等科技装备；同时推动“互联网+监管”应用，利用大数据分析识别高风险项目，变被动响应为主动预防。

（三）公众认知度低，参与度有限

许多民众对工程管理的理解仍停留在“盖房子”层面，不了解其背后的专业逻辑。应加强普法宣传，借助短视频、公众号、社区讲座等形式普及工程管理知识，引导公众理性看待质量问题，形成全社会共同关注的良好氛围。

四、结语：立法是起点，执行才是关键

工程管理立法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有顶层设计的宏观视野，也要有基层落地的具体抓手。唯有通过立法明确规则、压实责任、创新机制，才能从根本上扭转“重速度轻质量”“重建设轻管理”的倾向，助力我国从“基建大国”迈向“基建强国”。未来，我们期待看到更多智能化、绿色化、法治化的工程项目涌现，而这正是工程管理立法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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