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大工程最早管理办法是什么？如何从源头防范重大安全风险？

在建筑行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简称“危大工程”）日益增多，成为安全生产管理的重点领域。近年来，因危大工程引发的安全事故频发，如脚手架坍塌、基坑支护失效、起重机械倾覆等，不仅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还严重扰乱社会秩序。面对严峻形势，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于2018年正式发布《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住建部令第37号），标志着我国危大工程管理制度体系的系统化构建。但早在该规定出台之前，我国已有相关探索与实践——那么，危大工程最早管理办法究竟源自何处？其核心逻辑是什么？又该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实现源头治理、全过程管控和责任落实？本文将从历史沿革、制度内涵、实施路径三个维度深入剖析，为当前及未来工程安全管理提供理论依据与实操参考。

一、危大工程最早的制度雏形：从经验积累到规范起步

在我国建筑业早期发展阶段，由于缺乏统一标准和技术规范，危大工程往往依赖施工企业自行判断和现场经验处置。例如，在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大量高层建筑、深基坑、大型模板支撑系统等项目普遍存在安全隐患，但并无专门针对此类工程的强制性管理要求。直到1998年《建筑法》颁布，首次提出“建筑工程安全生产管理必须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为后续专项制度建设奠定了法律基础。

真正意义上的“危大工程”概念出现在2004年，《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93号）中明确指出：“施工单位应当对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并组织专家论证。”这是我国首次以行政法规形式确立危大工程的专项管理机制，标志着危大工程管理从“事后追责”向“事前预防”转变的重要里程碑。

值得注意的是，2006年原建设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的通知》（建质〔2006〕255号），首次明确提出“五类危大工程”清单，包括：基坑支护与降水工程、土方开挖工程、模板工程及支撑体系、起重吊装及安装拆卸工程、脚手架工程等。这一时期虽未形成全国统一的管理办法，但已初步建立起分级分类监管框架，体现了政策制定者对风险识别能力的提升。

二、制度演进的关键节点：从分散监管到集中立法

进入2010年后，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和超高层建筑、地铁隧道、桥梁施工项目的激增，危大工程的风险复杂度显著上升。原有碎片化的管理方式难以适应新形势，亟需更权威、更具操作性的顶层设计。

2018年是危大工程管理制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住建部发布《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住建部令第37号），并于同年6月1日起施行。该规定明确要求：

• 施工单位必须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并经技术负责人审批；
• 超过一定规模的危大工程须组织专家论证；
• 施工现场应设置专职安全管理人员进行监督；
• 监理单位须对专项方案实施情况进行旁站监理；
• 建设单位承担首要责任，不得压缩合理工期。

这套体系首次实现了“方案编制—专家评审—施工执行—过程监控—验收评估”的全流程闭环管理，填补了以往重审批轻落地、重形式轻实效的空白，是我国危大工程管理制度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三、最早管理办法的核心要素解析：四个维度的系统构建

若追溯危大工程最早的管理办法，实质上是以“风险识别—方案设计—过程控制—责任追究”为主线的四维管理体系。这一体系虽在不同阶段呈现差异，但其底层逻辑始终未变。

1. 风险识别前置化

最早的办法强调“先辨识后施工”，即在项目立项或设计阶段就识别出潜在的危大工程类型。例如，深基坑工程应在勘察阶段即开展稳定性分析，确保地质条件满足施工要求。此做法避免了后期临时加设防护措施带来的成本浪费和安全漏洞。

2. 方案编制专业化

专项施工方案不再是简单的技术交底文件，而是融合结构力学计算、施工工艺模拟、应急预案制定等内容的专业文档。尤其对于超过一定规模的危大工程（如开挖深度≥5m的基坑），必须由具备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出具计算书，并经专家评审通过方可实施。

3. 过程控制动态化

传统静态管理模式难以应对施工现场多变环境。最新办法引入“动态巡查+信息化手段”，如利用BIM模型进行施工模拟、无人机巡检边坡变形、物联网传感器监测塔吊载荷等，提升风险预警能力。例如，深圳某地铁项目通过布设应力传感器实时传输数据，成功提前预警基坑渗漏隐患。

4. 责任链条明晰化

最早管理办法的一大突破在于建立“谁主管谁负责、谁实施谁担责”的责任体系。住建部明确规定：施工单位负主体责任，监理单位负监督责任，建设单位负总责，政府监管部门负监管责任。一旦发生事故，可精准追责，杜绝推诿扯皮现象。

四、典型案例启示：从教训中提炼最佳实践

2019年某地发生一起模板支撑体系坍塌事故，造成3人死亡。调查发现，施工单位未按专项方案搭设支架，监理单位未有效履职，且当地住建部门未开展定期抽查。此案暴露出早期危大工程管理中存在的三大短板：一是方案脱离实际，二是过程失控，三是责任虚化。

反观江苏南通某市政工程，自2017年起实行危大工程“红黄牌”管理制度：每季度对项目进行评分，得分低于60分为红色警示，暂停施工整改；60–85分为黄色提醒，限期改进。该机制促使参建各方主动排查隐患，三年内实现零重大安全事故，被列为省级示范案例。

五、未来趋势：数字化赋能下的智能监管升级

随着数字孪生、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应用，危大工程管理正迈向智能化、可视化、协同化的新阶段。例如，北京正在试点“危大工程云平台”，集成视频监控、风险地图、信用评价等功能，实现跨部门数据共享和实时联动响应。

可以预见，未来的危大工程管理办法将更加注重“预防为主、关口前移”，借助大数据分析预测风险热点区域，推动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转型。同时，也将强化从业人员培训考核机制，全面提升一线作业人员的安全意识与技能水平。

结语：守住安全底线，筑牢发展根基

危大工程最早管理办法并非某个单一文件，而是一个持续演进的过程，是从无序到有序、从经验到科学、从粗放到精细的制度进化史。它不仅是工程技术问题，更是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水平的体现。唯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安全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才能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