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的意义马工程：理论与实践的融合路径探索
在当代社会快速变革的背景下，管理学作为一门跨学科、应用性强的科学体系，其重要性日益凸显。尤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现代管理实践深度融合，成为高校教育、企业治理和公共政策制定的重要课题。这不仅关乎管理学自身的学科发展，更直接影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
一、管理学的核心价值：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跃迁
传统管理学往往聚焦于效率提升、资源配置和流程优化，强调“工具理性”——即通过科学方法实现目标的最大化。然而，在新时代语境下，尤其是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伦理挑战和技术冲击时，单纯追求效率已不足以支撑可持续发展。此时，管理学必须向“价值理性”转型，即关注组织行为背后的道德基础、社会责任以及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这一转向提供了坚实的思想资源。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观点深刻揭示了人与组织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也为管理者提供了新的视角：不仅要关注绩效指标，更要重视员工福祉、公平正义和集体利益。例如，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引入“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正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思想的具体实践。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管理实践的结合点：从历史逻辑到现实需求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个过程中，管理学经历了从引进模仿到自主创新的转变。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为管理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马克思主义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这使得我们能够理解管理现象背后的社会结构变迁。比如，随着数字经济兴起，平台型企业迅速崛起，传统科层制管理模式面临挑战。此时，若仅依赖西方经典管理理论（如泰勒科学管理或德鲁克目标管理），可能难以应对新型劳动关系、数据产权归属等复杂问题。而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则可识别出这些现象的本质是生产方式的变化及其引发的权力重构，从而指导制度设计与治理创新。
此外，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剩余价值的论述，也能帮助管理者洞察企业内部的利益分配机制。在许多民营企业中，管理层与基层员工之间的矛盾并非完全源于管理不善，而是深层结构性问题的体现。只有通过制度性安排（如股权激励、工会协商）来调和冲突，才能真正实现组织和谐与高效运作。
三、高校教学中的“马工程”建设：培养兼具政治素养与专业能力的新时代管理者
当前，全国高校普遍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简称“马工程”），旨在推动马克思主义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这一工程在管理学领域的落地尤为关键，因为未来领导者不仅需要掌握专业知识，还需具备坚定的政治立场和社会责任感。
具体而言，应在课程设置中嵌入马克思主义管理思想模块，例如介绍列宁关于党领导下的经济管理经验、毛泽东关于群众路线的组织原则、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系统思维等。同时，鼓励教师采用案例教学法，引导学生分析中国企业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绿色低碳转型等国家战略中的管理实践，增强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马工程”不应流于形式化宣讲，而应注重批判性思维训练。例如，让学生对比分析西方“股东至上”理念与中国“人民中心”发展理念在企业管理中的差异，思考不同价值观对组织文化、决策模式和长期竞争力的影响。这种比较视野有助于学生形成独立判断力，避免陷入单一西方话语体系的陷阱。
四、企业治理中的马克思主义应用：从合规经营到责任担当
近年来，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开始重视ESG（环境、社会和治理）信息披露，反映出全球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但真正的责任意识并非来自外部压力，而是源自内在的价值认同。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为企业提供了一种深层的文化根基。
以华为为例，其“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的管理哲学虽源自企业家精神，但其中蕴含的集体主义情怀和劳动尊重理念，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和劳动价值论高度契合。同样，阿里巴巴提出“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表面上是商业口号，实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交换背后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分工的理解。
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任何组织都必须服务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意味着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不能忽视环境保护、员工权益、消费者安全等问题。否则，即便短期盈利可观，也难以获得长期信任和支持。因此，将马克思主义融入企业战略规划，有助于构建更具韧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商业模式。
五、公共部门管理的启示：打造服务型政府与治理现代化
政府作为最大的社会组织之一，其管理水平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效能。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政府正致力于建设服务型政府，推动职能转变和服务升级。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本质的论述为此提供了理论支撑。
马克思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但在现代社会，国家的功能已扩展至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和秩序维护。这就要求公务员队伍不仅要懂业务、讲规矩，还要有强烈的服务意识和群众观念。例如，在“放管服”改革中，许多地方政府推行“最多跑一次”甚至“不见面审批”，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主体地位”的理念转化为政务服务的具体举措。
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提醒我们，公共政策制定必须立足国情、尊重规律。过去一些地方盲目照搬西方“新公共管理”模式，导致公共服务碎片化、官僚主义抬头。而借鉴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思维，则可以更好地统筹政府、市场与社会三方力量，形成协同治理格局。
六、未来展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话语体系
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交织的时代，中国管理学要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自主发展道路，就必须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指南。未来的管理学研究应更加注重三个方向：
- 理论原创性：摆脱对西方模型的简单移植，提炼中国经验中的管理智慧，如“党的领导+公司治理”、“社区自治+网格化管理”等独特制度安排。
- 实践导向性：强化问题意识，聚焦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碳中和等重大议题，推动研究成果转化为政策建议和行业标准。
- 价值引领性：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反对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异化管理，倡导健康、公平、可持续的组织生态。
总之，管理学的意义不仅在于提高效率，更在于塑造一种负责任、有温度、有远见的治理文明。而马克思主义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思想灯塔。唯有将二者有机统一，才能为中国乃至世界的未来发展贡献真正属于东方智慧的管理方案。
